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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联播
抗联故事集丨密营中的婚礼
发表时间: 2021-06-29 作者: 已有4087560阅读

1937年7月中旬,北满临委扩大会快要结束了时,经冯仲云和赵尚志介绍,我和于保合同志结婚了,当时他的化名是“万内”。同时,经张寿篯介绍,战友李桂兰和吴玉光同志也结婚了。我们四人中,于保合是满族,李桂兰是汉族,我和吴玉光都是朝鲜族,这三个民族,两对新人的结合,显示了在艰苦的抗战岁月,中华各民族永鲜血和生命凝结的战斗友谊。

这次为大会服务期间,无论是首长还是普通干部战士,几乎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。像赵尚志、冯仲云、张寿篯这些省委领导人,也都不满三十岁。于保合、吴玉光他们才二十二三岁。不知道哪位首长说了句:“我们这么多英俊的小伙子,又有那么多漂亮的大姑娘,大家帮帮忙,让他们有缘分的结成百年之好哇!”人们听后欢呼起来,弄的我们几个年龄稍大些的女战士都红了脸,急忙跑出了屋子。

赵尚志问于保合:“小万,你眼光高,不知道你相中哪位姑娘啦?”没成想保合爽快的说:“我看李在德同志挺沉稳,也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。”冯仲云说:“小万有眼力。我了解李在德,苦大仇深,工作上她可是六军被服厂的主力,不知裴大姐是不是肯放。还有,和她订婚的裴敬天去年刚牺牲,不知她现在怎么想。”于是,赵尚志让冯叔叔去找裴大姐,说是他们来做婆家的媒人,让裴大姐当娘家的媒人,做做我的工作。

自从敬天牺牲以后,我本无意再谈婚嫁的事情。残酷的环境给我的无情打击,使我很怕再经历同样的痛苦。裴大姐虽然不希望我这样下去,但她从来没有劝过我,也许在耐心的等待机会。那时游击队结婚、生孩子的事都不多,人们也不太想这方面的事。我想是打跑日本鬼子再结婚。当时,也感到结婚比较麻烦,两个人不在一起时,音信不通,也不知道对方是死是活。1937年后,部队发展,有了后方,但结婚都必须经过领导的批准。

裴大姐开始和我谈时,我说:“谁也不嫁,就跟着你。”裴大姐劝我:“现在部队里男同志多。成天打仗钻山沟,女同志单身一人不方便,结婚就能有个照应。你都十九了,还能跟我一辈子?这次赵司令和老冯亲自做媒,万内也是个好小伙子,又有文化,我看挺合适的。”

裴大姐安排我和保合同志见面,在交谈中了解对方身世。保合同志比我大四岁,1914年生在吉林省伊通县。他在吉林上中学时参加革命,1933年7月经冯仲云介绍加入共青团,做过吉林市的团区委书记,1933年被满洲省委派到苏联学习军事和无线电,“万内”这个化名就是在苏联起的。

当时保合同志的话不多,对会议的情况更是一句不谈。后来我们长期从事电台机密工作,彼此也一直遵守保密习惯,对方的工作,只要与自己无关的从来不问,他的经历我也是后来才慢慢了解的。1934年8月,他结束在苏联的学习回国,被派去上海找一个叫贝内的英国人接头,做秘密电台工作,但他十一月到上海时,没能接上关系,又回到东北,几经辗转找到中共满洲省委。后来你他才知道中央出了叛徒,党的机关遭到了破坏。1935年3月,满洲省委派他到珠河游击区工作,指示他继续使用万内的名字,直接受冯仲云的领导,主要负责筹建电台、建立满洲省委与中央的联系。由于条件的限制,和党中央的直接联系始终没能建立起来。他开始在珠河中心县委当秘书,并跟随赵一曼(原名李坤泰,又名李淑宁、李一超)领导的游击连粉碎了敌人1935年的“春季大讨伐”。1936年1月,他由冯仲云介绍转为党员,之后就一直跟随赵尚志在抗联三军(东北[北满]抗日联军司令部)工作,先后担任电信学校校长、留守一团政治部主任和三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。

保合同志待人诚恳朴实。他讲,将来把日本鬼子赶走,还要建立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,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。当知道了我的苦难身世以后,他保证会永远爱护我,和我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。他的话使我感到温暖和信任,虽然接触的时间很短,但我们的心很容易就沟通在一起了。也许就是这个“为了明天”的强烈愿望,使我们在漫漫长夜中挽起了手,相互搀扶着,跨过一道又一道死亡线,去迎接黎明的曙光。

为了两对新人的婚事,战友们从山上采来一束束野花,把会场布置一新。我们也换上新洗的干净衣服。结婚仪式由周保中将军主持。他把我和于保合比喻为马克思和燕妮那样的革命战友,祝我们相亲相爱,互相帮助,把革命进行到底。六军戴鸿斌同志的祝词说,我们两对新婚夫妇都是不同民族结成姻缘,意义深远,象征着中朝友谊的结晶。赵尚志司令勉励我们在今后漫长的革命征途中,互相关心和爱护,携手抗日,白头到老。同志们围着我们又唱又跳,又说又笑,深深地表达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深情。热闹的婚礼举行到深夜,吴玉光和李桂兰两口子把会场内的小屋当洞房,我和于保合在会场外面西北的林子里支起蚊帐,天当房,地当床,开始了我们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伴侣生涯。

当年参加婚礼的大部分战友,都为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每当我想起那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,在林海密营中的婚礼,好像战友们的欢歌笑语仍在耳边,一种深深的怀念之情,就会在我心中激荡。正是在美好理想、乐观坚定信念的鼓舞下,战友们才会不怕牺牲,前仆后继去争取最后的胜利。

1937年8月,保合同志接我去三军。这时我才感到,自己与六军被服厂朝夕相处的战友们是那么难舍难分!我与李敏、李桂兰和金伯文(原名金贞顺)这些平时亲如姐妹的战友们,挥泪告别;几年来像妈妈一样关心照顾我的裴大姐,此时也忍着泪,微笑着送我们上路。挥手间,我没有想到,这竟是和裴大姐的永别!

第二年冬天,裴大姐牺牲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