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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，怎样识别敌人的欺诈而脱险，是抗联将士经常遇到的事。周保中临危不惧、机智脱险的故事，让身边的抗联战士无不称道。抗联战士陶雨峰是那次脱险的亲历者。1935年10月参加东北反日联合军（后改为东北抗日联军）第五军， 1937年调到抗联第二路军指挥部，历任副官、警卫队指导员、卫队班长等职。他回忆说：1938月2月末的一个夜里，周保中总指挥从苏联回到七军军部。我把当时整个局势的发展情况向周指挥作了详细汇报。周指挥一边细心地听着汇报，一边不断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。听完汇报，他慢慢地点燃了烟斗，深深地吸了一大口，然后站起身在房子里踱起步来。他思考片刻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局势发展到这种地步，我得赶快赶回总指挥部。”他停下来，一手叉着腰，又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烟，说：“对！就这样办！”

周指挥要我马上请七军军长（编者注：应为代理军长）崔石泉（崔庸健）和其他几位军首长来开紧急会议。大约两个小时，会开完了，其他首长都走了，屋里只剩下周指挥和崔军长两个人。只听崔军长带着恳求的口吻，语气沉重地说：“你是我们二路军的最高首长，责任非常重大。如果不要我们派人送，也一定要等五军来人接。就这样带几个随行人员走，那太危险了。你知道，敌人为了捉到你，已经绞尽了脑汁。万一发生意外，不仅关系到你个人，而且还关系到整个革命事业”。过了一会儿，屋里又传出周指挥的声音：“五军是我们二路军的主力，他们的安危，直接关系到吉东的局势。敌人重点进攻五军，其用心是非常明显的。现在，五军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我要对五军和吉东全体军民负责，即使有危险明天也要走。”后来再没有听到崔军长说什么。

第二天，周指挥决定只带几名随行人员到五军去。我们一行7人，除周指挥和我之外，还有周指挥的副官乔树贵、军需卓文义、电报员孙绍堂，另外还有杨德龙和下江特委的许凤山。一路上，我不声不响地催马前进，认真地观察周围的动静，哪怕是路边有一只小松鼠跳出来，也要好好看看，是松鼠自己跳动，还是受到什么惊吓。这种警惕性，是在战争年代那个特殊的环境里养成的。下午5点左右，我们离目的地只有七八里路了，战士们都很高兴。因为经过一天的急行军，特别是与风雪搏斗了整整一上午，很疲劳，都希望快点到达宿营地。正当大家高高兴兴地催马前行时，忽然看到前面北山上的枯草有轻微摆动，我心里一惊，马上小声告诉大家，前面有动静，要注意，慢点走。我的话音刚落，就看到从距我们三四百米的枯草丛中站起来两个身穿黄大衣的人，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大声吆喝：“喂，你们是送周指挥的吗？我们是奉命来接周指挥的”。“是啊，我们是……”走在前面的杨德龙不假思索就答话，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周指挥机警地接过去了：“是啊，我们是送周指挥的先头部队，他跟随大部队在后面，一会儿就到了。”

周指挥说完急速地看了大家一眼，我们明白周指挥的用意，个个态度坦然，若无其事地继续催马前进。周指挥镇静地向对方发问：“你们是那个军的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”听了周指挥的问话，那两个人高声回答：“我们是七军的，是崔军长派我们来的。”听完这些话，我们几个人心里都明白了，敌人已经露出了马脚。因为今天早晨我们刚从七军军部出发，崔军长决不会马上又派人来接我们。这显然是敌人耍的花招，设下的圈套，说明敌人已经知道周指挥从这里路过，要活捉周指挥。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敌人的包围圈。我们7个人，除我有一支带刺刀的马枪外，其他几个人带的都是手枪。就力量和武器来说，与敌人硬拼不行，不硬拼调转马头向后撤退也不可能，因为我们不清楚敌人究竟在那儿、埋伏了多少部队。此时既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也没有时间犹豫了，我们几个人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周指挥。这时候周指挥异常镇静，边催马前进边小声说：“别慌，沉住气，听我的命令，咱们来个将计就计。”我们又故意大声说：“周指挥幸亏跟我们走了这股道，若依照他的意见，和七军、四军去宝清支援五军，准会遇上敌人。”可不是吗，真是碰巧。”我们几个人都随声附合着。听到这坦然自若的对话，那两个端枪的敌人似乎相信了，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，然后背着枪往山背后跑了。我们估计山背后一定有敌人埋伏的大部队，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，只好继续前进。我们又翻过一座小山岗，距离原来准备宿营的小房子已经不远了。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，附近几个小山头上，以及这条山谷小道的两旁，早已布满了敌人。接着又看到，右侧山头上有40多个日本鬼子，端着早已上好刺刀的步枪正瞄着我们，正前方的路口架着两挺机枪，枪口也对着我们，敌人已经把前进的路给封锁住了。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，周指挥低声对我们说：“同志们，情况非常危急，现在已经进了敌人的‘口袋阵’了，我们唯一的出路，就是从‘口袋阵’的阵口冲出去。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。大家准备好，骑稳马，沿着草甸子边的东南方向向前冲。”

我们抗联二路军的总指挥周保中，这位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高级指挥员，在数十倍于我的强敌包围面前，在敌人一支支的枪口面前，毫无惧色。因为他深深知道自己肩负的重任，在这关键的时刻，他的任何一点慌张，都会长敌人的威风，使我们失去勇气、失去斗志。所以从发现敌人开始，他始终保持镇静，一边考虑对策，一边小声鼓励我们。快走到“口袋阵”的阵口时，周指挥用鼓励的目光看了看我们，我们也会意地点了点头。就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刚要向我们合拢的紧要关头，他突然拔出手枪，斩钉截铁地命令我们：“同志们，按照指定路线冲出去，冲出去就是胜利！”周指挥的话音刚落，我们两腿用力一夹，马立即飞快地向前冲去。敌人一见，慌忙向我们头顶上放枪，并高喊：“捉活的！要活的！”我们边催马前进边回头向追上来的敌人猛烈射击。敌人要捉活的，不直接向我们开枪，正好给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，一会儿工夫我们就冲出去好远。敌人竟然在后面紧追不放，枪声、喊声响成一片。忽然有人高喊：“前头的那个大个子就是周保中，抓住他！”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我明白了，我们被叛徒出卖了。很早以前，日军和伪满政权就颁布过悬赏活捉周保中的告示，几年来敌人始终摸不清周指挥的活动规律，现在终于找到了周指挥，肯定要活捉周指挥。周指挥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也恰恰利用了这一点，率领我们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催马飞奔。五六分钟后，我们冲出了敌人精心布置的“口袋阵”，把敌人甩下三四十米远。敌人不甘心失掉活捉周指挥的机会，拼命追赶，边追边向我们头顶上乱放枪。当官的还不断地叫喊：“一定要给我捉活的，谁要是打死了周保中我就枪毙谁。”

开始突围时，我们7个人本来是按照周指挥指示的路线向前冲的。但是突出“口袋阵”后，敌人加强了火力封锁，枪声更加激烈，马受了惊吓，乱蹦乱跳，不听指挥，我们7个人便跑散了。原来走在周指挥后边的卓文义、孙绍堂和许凤山3人，控制不住惊马，没能按照原定的路线突围，却沿着草甸子右侧向西南方向冲去。一直在最前面开路的杨德龙也跑出去很远。后面只有我和周指挥、乔树贵3人。我们3人的位置是：我和乔树贵稍前，周指挥紧跟在后。我俩一边催马飞奔，一边不时地回头看周指挥是不是跟在后面。突然，周指挥的空马从我们身边跑过去，我不禁大吃一惊，心想一定是周指挥出了问题。乔树贵去抓空马，我赶紧回身去找周指挥。这时，周指挥的处境非常危险，三四十个手持步枪的鬼子和伪军正拉成老虎钳形一步一步向他逼近，其中有几个走在前面的敌人距离周指挥只有30多米远了。敌人嘴里还不住地叫骂：“周蛮子，我看你还往哪跑。”周指挥毫无惧色地边射击边后退。看到这场面，我顿时冒出了冷汗，赶紧翻身下马，端起枪就向敌人猛射，并故意高声喊道：“周（在敌人面前，我不能直呼周指挥），后面援兵来了。”随着枪响，靠近周指挥的几个鬼子兵立刻倒在地上不动了。这时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周指挥。周指挥是我们二路军的最高指挥员，我是共产党员，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护送周指挥，在党需要我的时候，就是牺牲自己，也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。

本来，追击周指挥的敌人以为这次准能抓住他，正在得意之际，忽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又看见前边的几个人被我打倒了，便集中所有的火力向我射击。由于中间隔着周指挥，敌人敢开枪打我，可不敢开枪打周指挥。这无形中成了保护我的条件。我趁此机会端着马枪狠狠地向敌人射击，掩护周指挥迅速撤退。这时敌人的枪虽然打得很激烈，但子弹多是在身旁或头上掠过，只听子弹响，却没有伤着我们。敌人搞的这一套只能吓唬胆小鬼，对于我们这些久经战斗的人来说，根本不起作用。周指挥身材魁梧，走起路来还有点左右摇晃，我利用这左右摇晃的空隙，准确地向敌人射击。由于我刚才高喊援兵来了，紧接着又是一阵突如其来的枪声，敌人信以为真，一时乱了阵脚，我们和敌人的距离，又拉开七八十米远了。

等敌人明白过来，周指挥早撤到我的前面去了，活捉周指挥的梦想眼看就要化为泡影，敌人又气又急，便集中火力疯狂地向我射击，恨不得立刻拔掉这颗钉子。由于周指挥已经走远，刚才和周指挥在一起，敌人不敢直接对我射击的有利条件已不存在，因此，我便成了敌人唯一的射击目标。然而，我决不能贪生怕死寻机逃跑，我要继续阻击敌人，争取时间，掩护周指挥向草甸子对面的树林撤退。我仔细地观察一下周围的地形，便利用草甸子边的一个小土包做掩体，接连向敌人射击。敌人的子弹雨点般地落在我身前身后，打得积雪、泥土四处飞溅。敌人慢慢地逼近了我。我想，凭我一个人、一支枪，是抵挡不住这么多敌人的，再看周指挥已经接近对面草甸子边缘，于是我也边打边向对面撤退。忽然草甸子西南方有人在故意大声叫喊。我一看，原来是卓文义被敌人打伤倒在那里。我明白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敌人，掩护首长。据后来我们了解，卓文义这位朝鲜族的抗联战士，负伤被敌人捉去后，受尽毒刑拷打，始终坚贞不屈，最后英勇牺牲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祖国的解放、人民的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。

过了一会儿，再一看，卓文义不见了，周指挥又摔倒在草甸子上。我心里非常着急，愤怒地向敌人猛射一阵，然后飞快地跑到周指挥身旁把他扶起来，并一再催促他赶快向不远的树林撤退。周指挥不肯一个人先走，坚持要和我一块儿阻击敌人。我急了，使劲用手推着周指挥，恳切地说：“快，快走，别管我，我的任务就是掩护你。”周指挥来不及多说什么，只是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，便向树林里跑去。我倚着一棵大杨树继续阻止敌人。我的长枪这时候充分发挥了作用，敌人几次企图过草甸子，都被我用火力封锁住了。这时，周指挥已经走远了，离开了敌人的有效射程。我想，再坚持一会儿，周指挥就脱离危险了。只要能保护周指挥的安全，今天就是战死在这里，也是光荣的。想到这些，心里轻松多了。天渐渐黑了。我想，周指挥已经脱离危险了，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和敌人纠缠，应该借着夜色立即撤退。敌人看到周指挥已经没有踪影，天很黑，前面情况又不明，追赶的劲头也不足了，胡乱放了一阵枪，叫喊一会儿就没有动静了。

天完全黑下来，我在树林里寻找着周指挥。走了一会儿，我看到周指挥已经和乔树贵会合到一起，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。我高兴地招呼他们，周指挥看见我也特别高兴。我们3人会合后，继续向前走。这时，我们的衣服全湿透了。于是我们在一处树木比较茂密的地方生起一堆火，一边休息，一边坐在火堆旁烤衣服。借着火光，我发现自己的衣裤穿了7个枪眼，真险啊！再检查子弹袋，出发时带的120发子弹，只剩下几粒了。今天这一仗，尽管被敌人重重包围了，但由于我们勇敢战斗，不怕牺牲，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。